数字出版的演进逻辑及价值旨归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全方位、多层次推动我国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以及数字出版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全方位、多层次推动我国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以及数字出版的发展。但有关数字产业市场存在的垄断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探讨。梳理和审视数字出版进路,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探索数字出版的价值逻辑和旨归显得十分重要。

当下,数字出版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数据出版、智能出版和智慧出版五个发展阶段,表现出技术与出版之间一定的演进趋势。

第一是技术的融合力逐渐增强。最初,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作为数字出版的初级形态,技术仅仅是出版载体和传播介质,出版物的内容要依靠光碟、网络服务器等和互联网(万维网)作为介质载体。进入数据出版和智能出版的中级阶段,出版技术作为介质之外,还增加了数据存储、编辑、共享等附加功能,逐步实现应用智能化、服务精细化,知网、万方等数据库作为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相继开发了“学术不端文献检索系统”“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数据处理功能,为用户提供新的知识服务。到了智慧出版的高级阶段,技术形式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紧密结合,使数字出版形成符合用户智能阅读、知识检索等需求的服务。至此,数字出版在出版模式、形态上与传统出版彻底断裂。

第二是对技术的支配能力逐步提升。数字出版从最初的电子出版到智慧出版的发展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在于对技术的支配能力上,最初的电子出版表现为对技术载体的依赖,而智慧出版则要求实现对技术的智慧化支配,也就是以“支配技术”作为技术伦理诉求,实现更加智慧化的出版、阅读和使用服务,让用户享受到更加个性化、差异化、高效化的知识服务。近些年来,有“内容为王”的胜出者,如以优质内容提供为代表的财新新闻,也有“渠道为王”的胜出者,如微信读书、华为阅读等。在数字出版时代,“内容”和“渠道”都不是称王的充分条件,数字出版所竞争的是以技术支配为核心的运营能力,谁能够降低技术的使用门槛,让用户增强使用体验,谁就能在支配技术上提升服务能力。

由于业态与技术高度结合,数字出版具备资本逻辑影响业态运行的可能性。近年来,数字出版与技术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对技术的支配诉求也越来越强,资本逻辑对数字出版的影响逐渐显现。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赋予出版业更多的技术主动后,数字出版的支配逻辑更加趋向资本。

数字技术是资本市场进军出版业的核心资产,也是当代信息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之间具有许多共契的要素,它们之间频繁且深度的互动,既能推动数字产业在现代社会的要素整合,又是诸多现代性问题的根源所在。

数字技术和资本都具有垄断属性。数字技术所具有的信息化、智能化又容易形成集约化的导向,当数字技术应用于产业规模时,数字技术在数据处理、采集、运算等方面的特点,更容易产生资本市场在规模上所需的集约效应。相对于传统出版业,数字出版更容易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构建版权的“护城河”。近些年腾讯、网易、阿里等进军数字音乐出版市场,看重的则是独家版权模式、版权授权协议、版权收费等形式产生的“溢价”。反过来,道客巴巴、等应用之所以没有太大的市场起色,主要就是在集约性上还没有做到资本市场所需要的“大而全”。

数据技术的运行与资本的趋利性高度契合。技术、知识、信息是数字出版业稀缺的决定性生产要素,而这些要素的前期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数字出版大比例的利润受益者是数字版权的所有者和数字技术的运行者,而非著作权所有者。数字技术的高投入和高回报率驱动着资本市场的投资步伐。

数据技术衍生的文化形式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资本逻辑所彰显的强势文化表现在理性的工具化上,也就是常说的“工具理性”。在资本的发展中,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是一对互相为谋的关系。数字技术作为最前沿的科技手段,也是技术理性的载体,具有精准性、标准化、系统性等工具理性特征,高度符合资本逻辑对工具理性的需求。网络阅读、移动阅读等数字出版平台之所以对流量如此关注,主要是资本市场对流量的关注所致,流量是广告投放、应用推广、吸引优质作品的基础,有了流量才有市场价值。表面上看,流量指标是技术运用的结果,实际上是商业模式所决定的,反映了互联网时代技术偏好与资本之间的紧密关系。然而,工具理性容易在资本逻辑和现代技术的合谋下产生异化,僭越于价值理性之上,不利于弘扬优秀文化。例如,在“唯流量论”的驱使之下,一些数字出版应用极度追求刺激性的快餐阅读,在推广包装中不断突破色情、暴力的价值底线,以此吸引阅读量。这样的做法不仅挤压了一些有深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还不利于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

技术并非中立的,马克思早在《宣言》中就揭示了技术的价值偏向。由于技术是资本市场的一个关键要素,对数字出版的价值调适可以归结为“运用技术”和“驾驭技术”的平衡。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不仅是一个技术取向问题,还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

技术和资金对数字出版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出版业的融合发展,虽不能用“技术决定论”一概而论,但重大技术的支撑作用不容小觑,而技术往往又发端于市场,成为资本进军媒体业的核心力量。资金也是出版融合的重要支撑,要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必须激发技术和资金的支撑作用。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让资本和技术发挥支撑出版融合作用的同时,要防止其异化为支配数字出版导向的双刃剑。当前,技术依赖和支配的趋势更加突出地表现为资本市场对出版技术的垄断,一些技术力量对数据资产使用不当的行为,严重影响着知识服务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

要清晰认知数字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推动出版业的融合发展中,既要运用资本市场和技术力量促进发展,还要规范和完善对资本市场和技术力量的监管,做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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